遵义会议的光芒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张南生责任编辑:刘上靖2020-01-19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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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油画) 沈尧伊作 国家博物馆馆藏作品

日前,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组织官兵前往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见学,引导官兵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肖 静摄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截至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要求更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本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意气风发、勇敢战斗的精神风貌。

遵义会议刚开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便来到我们国家政治保卫团。他向姚同志和我问过部队的情形后,告诉我们:党决定把我们团的三个营,分别编到一、三军团。

邓发同志又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决定率一方面军北上抗日。接着他又详细地说明了中央这一决定对于挽救中国革命的巨大意义。并且说:“从撤出根据地两个月的许多事情看来,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非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不可。整编能够使机关精干、加强战斗部队,在有利的情况下歼敌制胜;在不利的时候轻装疾进,迅速摆脱敌人。这样才能达到保存红军,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

邓发同志的这些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下去,思想逐渐开朗,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以往的斗争生活情景随着他的话一起浮上了我们的心头。在中央根据地的时候,每逢作战,群众都自动送情报、出担架,拿着梭镖、大刀来配合;战斗结束,又杀猪宰鸡慰问我们。那时候,什么事情,只要党和政府一号召,立刻就会得到群众的响应……可是自从撤出中央根据地以后,我们好像失了娘的孩子,战斗中再看不到有组织的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伤病员难以得到妥善的安置和治疗;粮弹物资也没有可靠的补给。两个月来我军通过赣、桂、湘、黔四省,行程近五千里,因为敌人前堵后追,竟没有稍微休整一下。所有这一切都更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思想的认识,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所艰难缔造的中央根据地的怀念和对创建新根据地的憧憬。在这以前,同志们常问我们:现在向哪里去?又干什么?到底在哪里开辟新根据地?而我们又何尝不是翻来覆去地在想这些问题呢!天天行军,天天动员,磨破嘴皮一句话:坚决跟着党走,一定有前途。现在方向和任务明确了,心中有数了,工作也有了本钱,大家都信心百倍,情绪非常高涨。

至于整编,真是一项英明的决定。中央纵队也确实太不战斗化了,每逢行军,从头到尾有数十里长。特别是我团一营负责警卫的中央纵队二梯队,大批民夫搬运着从根据地带出来的笨重的造枪械、印书报的机器和各种物资,有些机器的底盘就要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每遇跋山涉水,通过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而周围却经常是枪炮声和敌机轰炸声,急得战士们直跺脚,恨不得立即到战斗部队去和敌人干一场。回想粉碎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时,我军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运动自如,灵活机动,取得的胜利是多么巨大!可是现在,却携带这样笨重的辎重,连续行军,连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使担任掩护的主力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前后比较起来,中央这一决定是多么的正确啊!我们坚决拥护中央这一英明正确的决定。

第二天,全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邓发同志亲自作了动员。会后不久,全团除留下一个连由吴烈同志带领与中央的内卫队合编外,其余都依照中央指示分别编入第一、三军团。而我也在几天后调回第五军团三十七团工作。在我告别了中央纵队各位首长去赶部队的路上,看着道路两旁梯田里盛开的油菜花和披上了绿装的山坡,心情感到无限的舒畅。

正如古诗所说“春城无处不飞花”,遵义会议就像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的鼓舞,也给五军团带来了新气象。整编中,五军团撤销了师一级编制,紧缩机关,干部下放,战斗部队大大加强了。党委工作健全起来了,政治工作也更加活跃了。团政治处还有一支小小的宣传队,行军中组织鼓动棚,敲锣打鼓唱歌,鼓动大家奋勇前进;驻下来又写标语作宣传。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我到三十七团不久,我们团便担任后卫。一天,走到官渡河东二十余里时,军团的宣传部长张际春同志带着一部电台来到了我们团。

当时,正当我军西出威信,察觉四川敌人在长江南岸布防,形势对我不利。毛主席指挥全军以机动果敢的行动,迅速回师桐梓摆脱敌人。张际春同志来到后,传达了军委要我们停止前进准备战斗的命令。两天来我们并未发现敌踪,忽然听到这个命令,不免有些奇怪。从他还带来了一部电台这点上,大家已料到可能又要单独执行任务。果然,他把我们几个团的负责干部叫到一起,满怀信心地说:“三十七团打防御是有名的,很顽强。这次是配合主力重占桐梓、娄山关,回师遵义。敌人不来则罢,若来一定不善。任务很艰巨,军委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的手段,把敌人顶住三天或更多的时间。从现在起我们直接受军委指挥……”

在我军发展的历史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形成了一整套正确地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从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的游击战的原则,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打圈子政策。”这些原则,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又得到了发展。那时我军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哪里条件好就在哪里打,尽管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但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虽然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了毛主席的领导,而招致了失败,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却早已深入了人心。几天来我军在机动中摆脱了敌人;现在又听到主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个大仗。从这一战术的改变,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又来领导我们了。我们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深知白军弱点的、宁都起义参军的李屏仁团长悄声对我说:“行啊!咱们这回又要打个漂亮仗了!”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折回官渡河村。那里地形好,两侧是高山峻岭,前有一道小河,且又是追敌必经之路,在那里抗击一天,再一步步按军委指示的方向,把敌人吸引向良村、温水去。

我们边走边动员。战士们一听有仗打,又是用大家熟悉的打法,情绪高得很。有的指着路旁的山头说:“这里山大坡陡,哪个地方都能顶住敌人一天!”有的说:“我们不怕打防御,就怕敌人不敢来。上级叫我们守多少天,就守多少天。”

到官渡河后,我们立刻挖野战工事。直到第二天清早,四川军阀刘湘的主力——装备优良的教导师才匆匆赶来。一打响,敌人就以四五路向我展开猛攻。坚守在前沿的指战员都沉着应战,每次敌人进攻都要丢下数十具尸体。第一天敌人就伤亡百余人,前进了不到几里路。我团除消耗了一些弹药外,人员伤亡很少。傍晚,敌人分两路向两侧高山上爬,企图迂回到我团侧后。而我们却在夜色掩护下安全后撤十余里,边挖野战工事边搞饭吃。挖好了工事吃饱了饭,在阵地上放好哨,全团便稳稳当当地睡起觉来,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

第三天,我们又守了一天,牺牲一个排长,杀伤敌人近百人。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的兵力是三个旅九个团,他们原在泸州、宜宾间筑有碉堡工事,企图联合其他军阀部队全歼我军于长江南岸,万没料到我军折回东进。一个俘虏还不服气地说:“你们要在那里过江,早叫我们吃掉了。”我们说:“你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中国这样大,路这么多,我们哪里走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乌龟壳上碰!”

再向后撤,来到三岔路口,往东南是主力通过的直趋桐梓的小道;往东北是经温水去松坎的大道。依照军委的指示,我们需要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把敌人吸引到温水方向。这天晚上我们把俘虏教育后释放了,请他们当个义务通信员,诱使敌人上钩!

果然,第五天天刚亮,敌人又赶上了我们。白天经过一天鏖战,夜间我们又派出一支小部队袭入良村。

良村是一个两三里长的大镇,敌人驻得满满的。我们派出的这支小部队半夜偷袭到村子中间,向两边敌人投了几颗手榴弹。当睡梦中的敌人被惊醒互相对射起来的时候,我们已乘机迅速撤出村子。敌人把机枪、步枪、手榴弹全使上了,越打越紧,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才知道是自家人打了自家人。这支小部队翌日赶上了队伍,向我们有声有色地说起敌人混战的情形,引得周围的战士都拍掌大笑。

第六天,被我军夜袭所激怒了的敌人在温水拼命向我军阵地猛冲,而我们打得也更顽强。直到这时候敌人才搞清楚,六天来与他们周旋的仅只我们一个团。他们知道上了大当,不得不从原路退回去追赶我军主力,但是已经晚了。就在这几天中,我军主力在娄山关和遵义歼灭了敌人好几个师。

完成了阻敌任务,我们便在娄山关南板桥同军团主力会合了。在这里,我们接到了军委表扬我们以极少代价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的电报。李屏仁同志激动地说:“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导,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没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整编,哪有我们的胜利。”

我军在娄山关和遵义的伟大胜利,大大地震慑了敌人。他们在云、贵、川边境,大修碉堡,构筑封锁线,不敢轻易与我军交锋。为了调动敌人,选择更有利的路线北上入川,三月底,我们又以突然的动作,再渡乌江。

我团继续担任后卫,随主力部队绕过贵阳,趋黔南,折而向西径奔昆明。一路上,全团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从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这个团经常担任后卫,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愉快。那时候夜间行军白天战斗,敌人紧紧咬住屁股,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每天夜里走走停停,有时只走十来里路。天一亮,吃饱了睡足了的敌人顺着大路又撵上来,于是左边打,右边打,后边也打,实在被动得很。而现在,我们虽然还是后卫,但敌人主力却被甩得远远的,每夜行军八九十里,天亮进入宿营地以后,立即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作战目的,调查当地土豪劣绅的罪行,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劳动人民开仓分粮。新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勇气和信心,就连那些伤病员也不愿轻易让别人帮助,坚持自己背着东西行军。一天,我问一个因病掉队的战士能不能随队前进,他笑了笑说:“要是在几个月前我早垮了,那时心里不明白啊!现在明白了。跟着党走没有错,这点病不算什么,一定能胜利地走到新的根据地!”

四月底,我们来到云贵边界,乘滇军东调云南空虚向昆明疾进,又转向金沙江,在皎平渡开始北渡。为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五军团奉军委命令在石板河一带布防阻击敌人。

石板河背靠一座上六十里下五十里的大山,山那边就是波涛翻腾的金沙江。军团长董振堂同志看过地形,高兴地对我们说:“虽然敌军可能把主力调来攻打我们,但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采取节节抗击的打法,这座山就会给我们帮个大忙。”他指示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爱护战士,尽力减少伤亡;要我们把兵力分散配置,占领山前高地和纵深各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如有可能还可在夜间袭扰敌人。

我军到达石板河三天以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主力吴奇伟部才急忙赶来。在遵义他被我一、三军团吃掉一个多师,这回异常谨慎小心。进攻前先以炮火猛烈轰击我军防守的山头。我们从指挥阵地向下望,只见在炮火掩护下,敌人在我阵地前展开,按照他们条令规定的动作进攻,一步步接近我军阵地。当炮火一停,敌人快冲到我前沿阵地时,我们在炮火烟雾中突然向敌人投出一排排手榴弹,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败后,接着又是第二次、第三次猛攻。我们的前沿阵地,完全被烟雾笼罩着。正在这时,前面来人报告战斗情况说:“由于分散配置(每个山头上不过一二十人),因此敌人轰击虽然很凶,但我们仅轻伤数人,坚持战斗,歼灭敌人很有把握。”听到这个报告,我们真感到上级指挥的英明。

敌人的进攻持续着。我军按预定方案,不断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后,再主动撤出战斗。敌人在我顽强灵活的阻击下,每天最多也只能前进七八里。打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云集山下,形势顿觉逼人。就在我们后撤到最后一线阵地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李富春同志来到我们五军团。他告诉我们说:数万红军正依靠几只小船,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我们能再坚守三天三夜,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即要宣告破产。最后,李富春同志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毛主席要我告诉同志们,中央相信五军团是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任务的!”

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立即派出干部分赴各阵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派李富春同志来到前线的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战斗情绪就更加旺盛。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五军团打光了,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过江。不要说三天三夜,就是十天十夜也守得住!”

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关怀,在广大干部和战士中,化成了无比坚定顽强的战斗力量。我们团长、政委和机关干部都到前沿阵地上和战士们并肩战斗。地形对我们也十分有利,我们一个排一个连守一个山头,敌人一个团都攻不上来。我在的那个山头迎敌面是个陡坡,“之”字路在这陡坡上盘旋而上。敌人一打炮,我们就在背敌面休息,有的人还不慌不忙地数着敌人打来的炮弹,这些炮弹都远远地落在我阵地后面的山沟里。当敌人炮火一停,我们就迅速跃上山头,把手榴弹和石头甩向敌人。刹那间,手榴弹在敌群里不停地爆炸,巨大的山石自天而降,在敌群中滚动。敌人真被吓破了胆。一个被俘的敌兵说:“遇上石头,保准砸得焦头烂额,到阎王爷那里也不光彩!”

我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战斗着。七天、八天、九天过去了,阵地仍在我们手里。第九天傍晚,我们接到了中央要我们撤到北岸布防的命令。在战斗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把伤员全部送到后方,因此接到撤退的命令以后,便一口气跑了五十里赶到江边,在夜色中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过江之后,我们立即烧掉了曾渡过红军千军万马的几只小船。第二天,敌人也来到了金沙江畔,可是他们只好望着波涛汹涌的金沙江水,徒唤奈何了。至此,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穷凶极恶的围追堵截宣告破产了。金沙江以其永恒的生命成为历史的见证。

过江后的第三天,我们在会理附近和一、三军团会合,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黄镇等同志编了个活报剧叫《一只破草鞋》,由军团的“猛进”剧团在晚会上演出。这个剧歌颂了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军,如何在艰难危急的情况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也讽刺嘲笑了敌人在蒋介石指挥下,数十万人马,跋涉数千里,尾追我军来到金沙江边,却毫无所得,只拾到我们战士穿烂了的一只破草鞋。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是个胜利的春天。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遵义会议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张南生 出生于1905年,福建连城人。文中身份为国家政治保卫团团长,红5军团第13师37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9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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